2012年“中国航海日”大会在南京举行,这既是对南京历史航海地位的肯定,也是对南京未来航海事业的促进。南京作为地处中国南方的古都,在“海洋文明”的创造历程中发挥过核心的作用。
南京不在海滨,为什么会成为一座重要的航海城市?本报特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贺云翱,从南京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视角予以揭示。
六朝时期的南京,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
南京虽不滨海,然而得天独厚地拥有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和“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这为它成为航海城市奠定了坚实的自然基础,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所说,南京拥有“横贯大陆直达海滨之干线”的优势地位。
然而,如果仅限于此,南京还不可能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创造者。尽管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拥有东南滨海区域的吴国水兵战船就已开进南京附近的江面,然而,直到公元2世纪末,南京还未能借助于长江与海洋走向世界,因为在这一时段,中国秦、汉王朝的政治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与海洋相关的“海洋丝绸之路”主要还是限于南海一线。
到了3世纪初叶三国鼎立的时代,南京第一次成为长江中下游及南方沿海区域的政治中心。此后300多年历史长河中,南京真正开辟了中国的海洋时代,而且通过海洋推进了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文明进程。其背后隐藏的机理就是:对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体制特征而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路的开辟和拓展,离不开国家都城的组织、引领、推动、连接的纽带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南京在“海上丝路”及“海洋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类似于汉唐时代的长安(今西安)、洛阳在“陆上丝路”发展中的地位。
具体而言,六朝时期的南京作为都城,是当时中国海外开拓与交往的始发点与中心地。东吴开始,从首都建业(今南京)派船前往夷洲(今台湾)和亶洲(一说为琉球地区),这是中国内地政府首次委派官方代表前往台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孙权还派朱应、康泰等前往东南亚地区出访,朱应、康泰由此分别写成了《扶南异物志》、《东吴外国传》等著作,还有东吴丹阳太守(时丹阳郡治在南京)万震写成的《南州异物志》,这些都是中国最早系统记录东南亚乃至南亚地区各国历史风物的重要著作。
最有意义的是,这些由南京主导的航海活动还使得汉代限于南海一线的“海上丝路”延伸到了东海及长江口一带;东晋、南朝时期,从建康(今南京)出发的使者、僧人到过朝鲜半岛甚至日本,东亚地区列国更是多次遣使建康。据史籍记载,百济国派来使臣达15次,东晋南朝时高句丽国来使不下30次,日本倭王派使也有10多次。这些活动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线”与“东海线”在首都建康相交汇,促成了更为广泛的海上交流网络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