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新文化创始人张凡凡：正在崛起的清新音乐(2)

时间:2012-03-23 09:47 今讯网 点击:次 我要评论（）

清新音乐是清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清新文化一切特性，以仁爱正义，纯真高雅，清新自然为宗旨。仁爱正义是从艺术家的人品上讲的，纯真高雅

清新音乐是清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清新文化一切特性，以“仁爱正义，纯真高雅，清新自然”为宗旨。仁爱正义是从艺术家的人品上讲的，纯真高雅是从音乐的艺术品位上讲的，清新自然是从音乐作品的整体风格上讲的。凡是积极向上，凡是追求公平公正，凡是追求仁爱和善，凡是有利于人的和谐健康发展，有利于当代社会健康向上的核心价值观的建立，无论是阴柔还是阳刚的，都是清新音乐所倡导的。在中国当代不少校园歌曲、港台歌曲、城市歌曲、军队歌曲中，这种清新音乐随处可见。当年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就以清新刚健的风格风靡大江南北和海峡两岸。

首先，清新音乐不但有情，而且是一种真挚的感情。音乐艺术尤其是歌唱艺术的真谛既不完全在于艺术技巧的高妙，也不完全在于歌手形象的魅力，主要是在情感上打动人心。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感染力的大小决定于下列三个条件：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这种感情的传达有多么清晰;艺术家的真挚程度如何，换言之，艺术家自己体验他所传达的感情时的深度如何。而真挚是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一个，即艺术家的真挚的程度对艺术感染力的影响比什么都大。为什么汪峰作词作曲的《春天里》他自己没有唱红，而旭日阳刚却唱红了?的确，旭日阳刚在综合艺术实力上比不上汪峰，但在情感体验上却比汪峰更深沉更悲凉。《春天里》这首歌描写了一个人从青年到中年的沧桑巨变即从天真快乐和幻想爱情的年轻时代到生活压力沉重和幻想不断破灭的中年时代的变化，抒发了中年人梦醒后的失望情绪。这种苍凉感受恐怕只有底层民众才具有。因而，《春天里》这首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民众从懵懂的憧憬到清醒的失望的演变，怨而不怒。在底层拼命挣扎的旭日阳刚不知春天在哪里，完全有可能“老无所依”。因此，旭日阳刚唱出“老无所依”则是真情不可遏止的流露。旭日阳刚的成功不仅靠他俩的身份和身世，而且靠他俩的真挚情感，这才是旭日阳刚最为打动人心的。感人的作品必然是从内心发出来的，而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

其次，清新音乐追求高尚的表现，既反对空洞的说教倾向，也坚决反对过度娱乐化的艺术倾向。近些年乐坛流行的小清新音乐，是清爽的曲风和随意的创作。这种小清新音乐反映了当代人对清新文化品位的强烈需求，表现了当代人在浮躁生活中对清新文化生活的向往。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里，一些人在追求富足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向往质朴单纯的情调。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抑郁不消沉，不寂寞不孤独。而清新音乐是刚柔并存和刚柔相济的音乐，不仅包括那些追求阳刚的大清新音乐，而且吸收这种偏于柔弱的小清新音乐的合理部分。而当代不少流行音乐往往表现的是搔痒的审美趣味，而没有表现吸引人、强烈感动人和提高人的东西。这就是说，这些流行音乐过多的满足人的感官需要。而清新音乐在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上追求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既强调生命的质感，也强调精神的超越。18世纪德国美学家、诗人和戏剧家席勒深刻地批判了两种恶劣的创作倾向，一是窒息人的一切真实的自然(本性)，没有刻画出人性的真相;一是表现单纯的热情(不论是肉欲的还是痛苦的)而不表现超感觉的反抗力量。席勒认为：“一切不诉诸精神并且除了感性兴趣以外不引起其它兴趣的事物是庸俗的。”(《秀美与尊严》，席勒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而“激情的东西，只有在它是崇高的时候才是美学的。”在这个基础上，席勒正确地区分了艺术的庸俗的表现和高尚的表现，认为“表现单纯的热情(不论是肉欲的还是痛苦的)而不表现超感觉的反抗力量叫做庸俗的表现，相反的表现叫做高尚的表现。”(《秀美与尊严》，席勒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而中国当代不少音乐家不是正确地区分艺术的庸俗的表现和高尚的表现，而是对艺术的庸俗的表现情有独钟。有些音乐作品不以真美打动人心，而以眩惑诱惑人心。这种眩惑现象突出表现在有些音乐家在文艺创作中为了更大的刺激和快感，加入了各种调剂。显然，这些所谓的“音乐家”不是发现和创造美的东西，而是挖掘和表现“恶心”的东西。而清新音乐则坚决杜绝这种“眩惑”现象，追求人类社会生活的真美，并让人在审美享受中陶冶性灵，提升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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