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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之乐”与中国古代的旅游文化(2)

时间:2012-07-02 14:00 光明日报 点击:我要评论

唐宋时期,朝隐说进一步发展为吏隐说,谓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犹如隐者。回归自然的旅游之乐是吏隐者的精神寄托,在文人作品中屡见不鲜,如白居

唐宋时期,朝隐说进一步发展为吏隐说,谓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犹如隐者。回归自然的旅游之乐是吏隐者的精神寄托,在文人作品中屡见不鲜,如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云:“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苟有志於吏隐者,捨此官何求焉?”宋王禹偁《游虎丘》云:“我今方吏隐,心在云水间。”白居易还提出中隐说,阐发官居闲职的生活风味,“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中隐》)。他历数中隐的种种乐趣,首先就是旅游之乐,“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经过儒道思想的互补交融,追求山水之乐的旅游活动跻身主流文化,成为读书人风雅清高的一个标志,以及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山水画论代表作《林泉高致》(北宋郭熙著)生动阐述了“君子”的山水癖:“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因此,士大夫阶层中流行一种姿态,即不时表露对功名的蔑视和对仕宦的厌倦,希望挣脱名缰利锁,脱去尘俗之气,归隐田野,留连于佳山秀水之间,过自由闲适的生活。即使王安石这样的大政治家也会在登临之际表白:“游者如可得,甘弃万户封。”(《次韵游山门寺望文脊山》)古代“士”的旅游,与现代的大众旅游迥异。其在本质上是小众化、精英化的,刻意与“众人”保持距离,目的是暂离名利场上的激流险滩,躲避城市的喧嚣嘈杂,从山水中汲取自在逍遥的精神愉悦。

山水不仅是旅游观赏的对象,更是“士”的精神家园。它的意蕴虽以道家的自然为主,也融入了儒家的比德观。儒家有托物言志的传统,《诗经》善用比兴,籍物抒情。孔子周游列国,历览名山大川,以山水比德(“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出自《论语·雍也》),用自然景观的特性比喻人格意义和社会属性,借以言志。随着士大夫游览山水之风的兴盛,这一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如松柏、莲花、“四君子”等,相继成为士大夫品格的象征。清康熙帝曾谈到自然景物的比德意义:“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此亦古人因物而兴,不可不知。”(《钦定热河志》卷25《行宫一》)因此,游览山水又称“仁智之乐”,被认为是继承了圣贤之心。历代大儒往往酷爱旅游,朱熹“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古银杯,大几容半升,时引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观山水》)。明代王守仁常说自己“生平山水是课程”,偶尔还发点道家的感慨:“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登泰山五首》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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