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卫生计生委主管的某事业单位的一位项目主管说企业交赞助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但是如果协会没有部门的影响力,会有多少企业交赞助。有一社会组织秘书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家卫生计生委下面有七八十个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的领导大都是主管部门退下来的官员担任”。正是因为一些协会和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协会被人称为“二政府”,这就意味着他们虽然抵不上真正的政府部门的权力体量,也可以因为跟政府的关系密切而获得“体制外”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准权力”。有这些“准权力”在,谁还敢得罪这些协会。
中华医学会还通过用广告展位、医生通讯录和注册信息等作为回报,以20万元至100万元价格公开标注不同等级的赞助商资格。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得到医生通讯录的。大量医务人员的注册信息、联系方式,这些信息正是一些医药企业迫切需要的。
肖华
评判
学美国不是敛财的借口
国家审计署报告引来的舆论潮水,让中华医学会等一众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如坐针毡”,此刻祭出“学美国”的托词,显然也难以服众。一者,办学术交流会议需要成本不假,但两年收取医疗企业赞助费8.2亿元,收入与支出间的等号怎么放得下?什么学术会议如此“烧钱”?二者,在美英等国家,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向会员提供信息咨询服务都是“标配功能”,为何在中华医学会,连注册信息、医生通讯录都成了赚钱的工具?三者,美国医师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运转主要靠会员费,即使有赞助费也是全凭企业自愿,而中华医学会收取的赞助费有多少是被利益交换绑架的“自愿”?
诚然,美国的医师协会也罢,我们的中华医学会也好,其目的都在于提高医学科技工作者专业技术水平,促进医学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每年开展学术交流,这不但是医生队伍自我发展的需要,也是健康诉求愈发强烈的公众所乐见的。然而,8.2亿元的天价赞助费,让这160场学术会议少了清新的学术味,多了权钱交换的腐臭味,也让中华医学会更加具有“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的“二政府”影子。
在美国经济生活中,行业协会的作用很大,全美约有20万个协会组织,虽然有些协会的名称不同,但性质、目的基本一致,即维护本行业的共同利益、协调行业内外关系和促进事业发展。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今天,国内的类似社会组织结合实际学一学他们的经验确有必要,但只学习别人如何收钱而不学如何服务会员,只学表皮而不学健康运行的理念,终究会落得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可笑下场。当然,一味把鞭子打在行业协会身上也有失公允,毋庸讳言,包括中华医学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之所以沦为“收钱协会”、“二政府”,说到底还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行政权力不受监督和约束结出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