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牛黄见证了一个医药家族的传奇(5)

时间:2010-03-24 11:36 迅雷博客 点击:次 我要评论（）

在乐佑申管理的20年中，伯叔昆仲之间极尽钩心斗角之能事。大家抄袭祖上寄卖丸药排挤外股的办法各自牟利，互相倾轧。四房各自寄卖自己的所谓秘方丸

在乐佑申管理的20年中，伯叔昆仲之间极尽钩心斗角之能事。大家抄袭祖上寄卖丸药排挤外股的办法各自牟利，互相倾轧。四房各自寄卖自己的所谓秘方丸药，例如牛黄清心丸之外又有了加料牛黄清心丸之类，每丸16元，职工也分成了几派。乐佑申只有借重四房乐达义在警察厅的职权派警察看守药库，以免被窃。

20世纪30年代初，乐达仁之弟、四房的乐达义卸职在家，出任同仁堂的管理工作，建立真正由四大房共管的严密制度。例如，犀角、牛黄等细料药材，在内宅设库存放，库门上五把锁，四大房各有一把锁，账房大头（第一负责人）有一把锁，只有同时打开五把锁，细料才能出库。同时亲自称重，分量不够不行，不当着他的面研兑混合也不行。

在乐家四房子孙中，乐达仁是最精明能干的，他在天津创办的达仁堂也最为成功，完全超越了当时局面混乱的北京同仁堂。京剧名人李少春曾对达仁堂的店员说:“你们牛黄清心丸真是好药。我演《打金砖》，上台之前先吃两服，要不，从地上、椅子上和桌子上平摔三个硬僵尸，我顶得下来吗？”

虽然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乐达仁已经有了中医药的忧患意识。乐崇熙说：“七大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倘不改革，中药顶多存在20年！’”鸦片战争后，教会办的医院由沿海地区推向全国各地，专门做西药生意的屈臣氏、泰安等大药房开门营业，中医药受到不小冲击。20世纪2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场要不要中医中药的大争论。先是1912年北洋政府改革学制，把中医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紧接着，梁启超、章太炎先后著文批驳中医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说。乐达仁认为，中国的老百姓相信中医药，这是个基本事实，但这么多著名学者都否定，或许也有一定道理。他决心做中药改进的先行者。

据达仁堂老员工回忆，乐达仁要求他的子侄和达仁堂所有的年轻职工，都要学习英语，以便了解世界大势和西方医药的最新发展。改进中药离不开化学，所以侄子乐肇基中学毕业后，被他送到南开大学化学系深造。1925年10月，乐达仁又安排乐肇基到欧洲考察制药工业。90多年前乐达仁就认识到，改进中药，一要走中药西制的路子，二要按西方企业管理模式改造中药作坊。他在天津的制药厂中修建了新式仓库及工人宿舍，在制药方面用机器动力带动石磨，在切药方面专门聘请精巧的南方刀工。此外，他多方设法便利顾客，如汤剂中所需的药引子及需要包裹煎熬的药所用的纱布，他都事先准备好，与汤剂一齐出售。每副汤剂抓好后，他又规定售货员、检查员盖章的制度，以示慎重。

1913年，乐达仁正雄心勃勃要发展自己事业的时候，德国拜耳药厂来商谈合作。起初乐达仁也认为未尝不可以合作，但商谈的结果，因为名称与地址问题各不相让而作罢。乐达仁主张地址设在天津，名称用达仁堂;拜耳药厂主张地址设在青岛，名称须用拜耳。实质上，这是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乐达仁终以不愿甘居外资控制之下而没有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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