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子孙与酒文化的不解之缘(3)

时间:2010-05-19 13:59 互联网 点击:次 我要评论（）

天府之国多佳酿、蜀都自古飘酒香。在成都考古验证的众多中国之最中，堪称世界之最的有三项：一是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术，二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交

“天府之国多佳酿、蜀都自古飘酒香”。在成都考古验证的众多“中国之最”中，堪称“世界之最”的有三项：一是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术，二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交子”，三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白酒酒坊。成都酒业之兴旺、酒文化之发达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山水风物、人杰才荟的天地灵气和物富民安的商贾旺市。据史料记载，唐、宋、元、明、清以至近代，成都酿酒业为全国之冠。唐代李崇嗣的“闻道成都酒、无钱亦可求”，唐代雍陶的“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杜甫的“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等著名诗章对成都美酒给予了高度赞赏。北宋中期当朝政府已在成都设立二十八处"酒务"，统制酿酒、实行专卖，每年征收酒税高达40余万贯，位居全国之首。南宋时代的1129年，以成都为主的四川酒税已高达690余万贯。据考证，成都酒业经两汉的兴盛发展，源远流传至唐宋时期，早已名酒辈出，仅见于史籍的就有近十种。蜀都府河沿岸，以酿造美酒名扬神州各代的“锦江春”、“水井坊”、“天号陈”、“浣花堂”、“福升全”、“全兴成”等名酒坊一脉相承、绵延千年。蜀都之酒美名天下，是极为宝贵、举世无双的历史文化遗产，与中华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蜀都美酒为代表、以固态生物发酵为本的中国浓香型蒸馏白酒的酿造工艺，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国粹、民族智慧的结晶。

中国酒文化的特色之一是诗与酒的不解之缘。在文化人圈子里往往是诗增酒趣，酒扬诗魂；有酒必有诗，无酒不成诗；酒激发诗的灵感，诗增添酒的神韵。《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有四十多首与酒有关，整部《全唐诗》五万首，涉酒诗篇也多达五分之一。不少诗人都是酒中豪杰。东晋陶渊明视酒为“佳人”、“情人”，“无夕不饮”，“即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领一代风骚的曹操，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咏酒魄诗情；他的儿子曹丕、曹植常和建安七子一起，“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魏末晋初的“竹林七贤”全是一群饮君子，阮籍以酒避祸，嵇康借酒佯狂，刘伶作《酒德颂》以刺世嫉恶。唐宋时代的鲍照亦爱酒惜酒，狂歌“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 北朝时，生平萧索的庾信有“开君一壶酒，细酌对春风”等酒诗14首，以酒寄情，缠绵悱恻。唐宋两代的诗人词客更多是善饮、嗜饮的发烧友。李白现存诗文一千五百首中，写到饮酒的多达170多首，占16%多；杜甫现存诗文1400多首中写到饮酒的达300多首，占21%多。李白以“斗酒诗百篇”，“会须一饮三百杯”为人所共晓，赢得“醉圣”的雅名；而杜甫“少年酒豪”、嗜酒如命却鲜为人知。其实，杜老先生更是“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夕江头尽醉归”，直到“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身”的信誓旦旦、死而后已的程度。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自称“醉司马”，诗酒不让李杜，作有关饮酒的诗八百首，写讴歌饮酒之文，《酒功赞》，并创“香山九老”这诗酒之会。北宋初年，范仲淹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晏殊是“一曲新词酒一杯”，柳永是“归来中夜酒醺醺”；元佑时期，欧阳修是“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苏轼是“酒酣胸胆尚开张”，“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南渡时期的女词人李清照，可算酒中巾帼，她的“东篱把酒黄昏后”，“浓睡不消残酒”，“险韵诗成，扶头醒酒”，“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写尽了诗酒飘零。继之而起，驰骋诗坛的陆游，曾以《醉歌》明志：“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肺肝生崔嵬，吐出为长虹”，一腔豪情，借酒力以增强、发泄。集宋词之大成的辛弃疾，“少年使酒”，中年“曲岸持觞，重杨急马”，晚年“一尊搔首东窗里”，“醉里挑灯看剑”，以酒写闲置之愁，报国之志，使人感到“势从天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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