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已有的重要成就都有哪些呢?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
孙立群:比如殷墟的发掘,比如马王堆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墓的发掘等等,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竹简、墨书,每一次重大的发现,往往都有改写历史之功,更加充实中国历史。
北京晨报:我们对待考古学,最重要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孙立群:考古大有前途,但前提是不能儿戏,要有严肃的态度、科学的方法,还要各方面的条件具备。我们在考古学中也并非没有过失败的先例,比如对定陵的发掘,忙于求成,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把万历皇帝挖出来了,结果损失惨重,大量的文物挖出来就风化。再如明陵的发掘,也是如此。举世瞩目的兵马俑发掘,有说是原本都是彩色的,但是挖出来以后就褪色了,现在见到的多是灰扑扑的,彩色的很少。
不主动的考古学
北京晨报:这些损失令人惋惜,如何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呢?
孙立群:尽管今天相关的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了,但是面对地下复杂的情况,也未必都能应对。考古无小事,不可擅动。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发现都是被动的,少有主动去发掘的。我认为,对于考古,不仅要有严肃的态度,还应该有一点儿敬畏之心,现在有一些浮躁的心理,总是想短期内发现什么轰动的东西,或者和当地的产业联系在一起,或者在心理上提供什么文化的信心,其实不必。
北京晨报:对于那些不严肃的行为,你有什么建议?
孙立群:发掘出来,但是无法提供好的保护,也就是在那里放着,甚至是等着损坏,这对文化,并不是有所得,反而是有所失。发掘出来不是我们找到了,而是损失掉了,那样的话,就非常可惜。所以,慎重再慎重,宁可让它在地下保存着。
文化不在地下
北京晨报:有评论认为,对于历史、古物的兴趣,也和我们对于提高自身文化的信心、提升我们的文明有关,您怎么看?
孙立群:未必发现了古代遗物就能够提升文明,文化自信不是以前有什么,也不是地下有多少东西。我作为一个学习古代史,同时也教古代史的人,依我个人所见,中国1840年以前,甚至1900年以前的文化,受到专制王权的影响非常大,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现在许多人提倡学国学,读诸子,诸子百家的学问,也同样在是围绕着专制王权展开,不论是孔孟、老庄还是杨墨等等,无不如此。这些东西不加辨别地提倡和学习,与当今的发展,并无益处,甚至相反。
北京晨报:这些传统的思想观点对今天有什么影响?
孙立群:这些东西,潜意识里主张着唯上、颂圣、官本位思想,这种思想不改变,社会怎么能够进步,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改革的阻力重重,步入深水区,和这些遗留思想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