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同仁堂自1669年立铺之后,盛与衰交替,但招牌未倒,乐氏铺东地位未变,这里面有一重要的众所周知的原因,那就是供奉御药。
同仁堂创业以后,集古方、祖传秘方、宫廷秘方、民间偏验方之大成,致力于研究丸散膏丹,其疗效驰名中华大地,这是它供奉御药的最基本的条件。清初,北京乐氏家族成员乐显拘又以高超的技艺和众口皆碑的医德,跻身于清宫太医院,任太医院医官吏目,深受皇帝和王公大臣的器重,这是它供奉御药的重要因素,所以雍正上台(公元1723年)以后立即颁布“圣旨”,“钦命”同仁堂供奉御药。自此开始,一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止,历经七代皇帝,时间长达近190年,供奉御药的“皇差”一直由同仁堂担任。
供奉御药,又称承办官药,实际上是当“皇差”。“伴君如伴虎”,更何况是直接关系人的安危的药味,对此,乐氏慎之又慎,小心供奉,不敢出半点差错,整日处于“诚惶诚恐”之中。
清宫太医院御药房下设各宫药房,如乾清宫、储秀宫、宁春宫、宁寿宫、寿康宫、寿安宫、圆明园、颐和园等内宫药房,此外还有南苑、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等行宫药房,各药房都可通过崇文门税务处向同仁堂派差,供奉药味。同时皇宫内外,上至皇帝及后、妃、王公大臣,下至太监、宫女、杂役,同仁堂都得在药味方面伺侯,因此供奉御药并不是一件易事,“皇差难当”诚如是也。
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秋,乾隆皇帝去热河围猎并巡视关外,要备“随围药味”,御药房的细料药味与丸散膏丹不够用,御药房就给同仁堂下达紧急“粘单”(供货通知单),“限八月三十日送至”。御药房货都不全,急坏了乐氏上上下下,他们日夜清点,派出采购,总算如期完成了任务。其中包括牛黄、麝香、雄黄、花粉和天麻丸等,此外还有西纸二刀,笔两枝、墨一锭。
同仁堂素以“配方独特、选料上乘、炮制严格、疗效显著”著称。它自创业之后,一贯遵循“炮制虽繁并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并不敢减物力”的祖训,所制丸散膏丹质效兼优。供奉御药更使乐氏精工细作,并不断研制新品种,因此名声越来越大。据日本历史上的医药家吴继志(其生活的年代相当于我国清乾隆时期)所编撰的《质问本草》一书记载,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和五十一年,吴继志与同仁堂的周之良、邓履山、吴美山互通信函,讨论草药的性能与应用问题,如书中记载了周之良等三人关于女贞子的说明:“女贞子,又名冬青子,平肝补肾,用子。”这条史料说明清朝时期同仁堂已驰名海内外。正因为如此,清王朝在医药供应方面对同仁堂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御药房不仅抄录了《同仁堂丸散膏丹配方》簿,供太医参考,而且经常传旨同仁堂,按此配方簿炮制供应丸散膏丹,同仁堂几乎成了宫外御药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