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为老北京划出一块保留地,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的原住民法令。惜乎这些立意、执行和成效不同的原住民“保护”措施,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效果都需要重新评估。
老北京和新北京的紧张关系并非种族矛盾,它充其量是一种内部的文化张力,新北京不是以剥夺和驱逐老北京为第一要务的,谁也不能把北京据为己有,除非他热爱它并且参与建设使它成为一个宜居的城市。在北京设置保留地,无异于唆使老北京画地为牢,在一个没有边界的乌托邦里日渐萧条。
毫无疑问,和护国寺类似,适合作为保留地的地片儿还有几处,他们的确是一种开放式的流动空间,生动的日常气息、轻车熟路的布局、适合步行的距离———仍然保留着前现代的空间节奏。
将这些处所设为北京文化的生态湿地似乎合情合理,如果是为了老北京人有个归宿、有个文化认同的去处,我相信,现在自由的、未经意识形态统筹和精英改造的护国寺就是一块自发形成的文化飞地,无需区文委或者都市文化研究所的提拔(拔苗助长?!)。如果只是一个新型的综合旅游项目开发,那就不妨直接以文化产业之名进行,而用不着扛起老北京这杆大旗。
大众文化自有大众文化的逻辑,学院派可以走访、调研,在分析之后再上纲上线,像毛泽东之于湖南农民运动、像托尼·本尼特之于英国工人阶级,而不必人为地干预其走向。试问,南锣鼓巷和什刹海,哪个又不是相关部门结合可行性分析之后做出的推动呢?(钟薇 公务员 北京)
老北京的文化内核是什么?
胡同或者老工厂搭台,商家唱戏,这是都市功能转换的必然,试图人为地窖藏一块天地,是对活泼的民间生态的篡改,不啻于一次施暴,要知道,出于好心而没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太普遍了。说后海和锣鼓巷一带现在变味儿了、说他们兜售假北京情调,谁能保证被保留的报国寺不会成为又一处展示型的商业文化样板呢。
老北京文化的保留和发扬,不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它是文化空间此消彼长的后果,文化的事还得按照文化逻辑来,不是地理上的划江而治能解决得了的。“部落化”能保证作为老北京文化要素的语言、行为模式和价值观被使用、贯彻直至传承吗?
老北京不是这个城市的贵族或者特权阶层。他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非一个被监护对象,被监护被保留的身份势必会增强老北京生活方式的实践者们对政府和组织的依赖,被配给的关注将会使得这种生活方式(遛鸟、地方饮食、旧书交易、京腔等只是老北京文化的表征而非内核)愈发刻意,这种被笼养的文化形态渐渐会沦落在屈辱和挫折感之中,老北京精神上的平衡将难以保持,保留地很可能会加剧这一“正在消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