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关于严嵩题匾只不过是六必居老东家为商业利益利用了民间对于严嵩的知名度,用今天的话说就叫做“名人效应”吧?其实,假设六必居真的开业于嘉靖初年,也不会去找严嵩题匾,因为那时严嵩还供职于南京,五十多岁还一直坐冷板凳,根本没有什么知名度。
当然,严嵩的匾无下款。因此有人以为他是奸臣,题款被后人抠掉,再如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认为鹤年堂药店是严嵩所书,所云何据,无缘请教。鹤年堂也是一家老字号,相传也创于明嘉靖末年。有一种说法认为鹤年堂之名原为绳匠胡同严府花园一个厅堂的名字,严嵩倒台之后,这块严嵩自书匾流落出去,后来成了店名。店外还有一块“西鹤年堂”的匾,传说为严嵩之子严世藩所书,更不可信。过去鹤年堂的配匾、竖匾分别传为戚继光、杨继盛所书,戚、杨二人均为忠臣,尤其杨继盛当年弹劾严嵩十大罪被下诏狱而死,将忠、奸死对头的匾额配在一起,岂不滑天下之大稽?这其实是店铺老板文化浅薄的表现。再者,严嵩在明嘉靖年代炙手可热,是内阁首辅(明代不设宰相,以内阁大学士集体行使行政等权力,为首领班的大学士地位最重要,称为“首辅”,颇相当于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怎么可能以“首辅”之尊一而再为当时的小酒馆(六必居)、小药店题匾?
再假设严嵩败落,“鹤年堂”匾流落出来,当时的形势是万人痛恨严嵩,恨不得碎尸万段,开业于严嵩倒台之后的鹤年堂药店老板怎敢把严嵩的匾额堂而皇之悬挂?鹤年堂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挂严嵩的匾,肯定要被愤怒的士子百姓们砸烂的。抠掉题款也不行,严嵩当年是诗文书法大家,《明史》也不得不认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并以擅写“青词”(一种诗书俱佳的带有道教色彩的文体)名传天下,这瞒不过人们的眼睛。
正因为严嵩是奸臣,他的书法和秦桧、蔡京一样一幅也没有流传下来。如果有实物,也可以鉴定比较。从鹤年堂、六必居的匾看,字体苍劲、笔锋端正。严嵩的字是不是这种风格呢?据《燕都旧事》载:琉璃厂宝古斋的老板邱震生曾见过严嵩真迹。上世纪30年代,山西榆次有人来京求售明人书札册页,其中一页是严嵩手札。内容是他写给下级的手谕,签署“严嵩具示”。书为二王体,字颇娟秀。邱震生后来成为国内有名的鉴定专家,他毕生只见过这一页严嵩真迹(同册页还有文征明等明代名人手札),他认为是真迹无疑。因而研究老北京掌故的叶祖孚先生断定,六必居等所谓严嵩题匾与真迹完全不同。老北京老字号的牌匾还有相传曾为严嵩所题,如柳泉居。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听老辈人讲过,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似乎发生在严嵩被贬谪的途中,这更不可能了。北京沙河明代巩华城的匾额,传说也是严嵩所书,当然存留至今字体已模糊难辨。查正史该城确是严嵩向嘉靖皇帝进言而修建的。但严嵩死后,依惯例他的题匾是应该被换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