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先生在中国画坛上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的,尤其在美术教育事业上成就显著。就连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艺也是在他扶持鼓励下,提高发展起来的。早在1949年建国初期,他在中山公园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美术印刷物展品,感到很新奇,于是他便四处打听询问,这种展品是在什么地方制作的,终于询问到了,是在石家庄“大众美术社”制作出版的。他便积极地提出建议,促成出版总署将石家庄的一部分技术人员调来北京,于1949年实现了,在出版总署组成了木印刻,这就是荣宝斋公司合营的甲方前身。
荣宝斋在办理公司合营过程中,徐悲鸿先生就经常来,积极提建议给予指导。公私合营后的第一块牌匾“荣宝斋新记”就是徐悲鸿先生题的。他常来这里(荣宝斋)大多是为送裱件。他的作品在付裱时,都是他先设计好规格和用绫的颜色,并经常给我们讲解画心和边饰的相互作用。根据画心的浓淡、深浅色调配备边缘的颜色,以求反衬作用的协调,通过他这种热情的讲解指导,使装裱技工在颜色配调上不断地得到提高。
在经常的来往中,当他看到我们印制的《齐白石画集》后,啧啧称赞。有一天下午,他拿来他绘制的《奔马》找我说:“一位英国朋友想要这匹马,但这匹马我也很喜欢。我想不知你们可不可以用木版印一下,再送他。”我当即表示:可以试试,随即把他领到刻印车间。他仔细地参观了勾、刻、印全过程,他表示很有信心,并嘱咐了我们一番,临走时说,我会抽空常来的。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第一幅徐悲鸿《奔马》试印出来了。请他看了后,得到他热烈地赞扬,并热情的告诉我们说:“可以作为复制艺术品销售,欣赏者购买时,我可直接在上面签名题辞。”悲鸿先生为了培植这门技艺的发展,他非但不收取一文稿酬,完全白尽义务,而且积极为我们寻找适宜的稿件,多方帮助和指导我们的工作。不久又复制了另一幅《奔马》,销行对外的影响就更大了。当然销售量大了,现题款是题不过来的,而他的社会工作又很忙。我们便直接把题辞落款印在画面上,从此可谓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诚然,这也就是社会名士戏语为“荣宝斋是靠‘齐、徐’起家的”。
又有一次,他拿来另一幅《马》对我说:“这幅《马》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这条后腿长了点儿,有没有办法修修它?”我说:“这容易,复制勾描时,把它缩短就行了,您看去掉多少合适?”他用手指甲在那条显得较长的马腿部中间上下画了两道印,说这就可以了。在印制的过程中,他不时地前来观看,当他看到试印出那幅《马》的局部样张时,高兴极了。他说:“修改得简直是天衣无缝,这真是门好技艺,中国画一笔下去就见效果的,发生了一些笔误常是难免的,往往是整幅画看上去还很好,可是有一笔发生笔误,去也去不掉,很影响情绪,把它丢弃了吧,又觉得可惜,用这种办法,可加可减,就把笔误补正过来了,这真是一门好技艺。”